用“高丽棒子”称呼韩国人是怎么来的

  2019-08-25来源:网络

  原标题:用“高丽棒子”称呼韩国人是怎么来的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用“高丽棒子”称呼韩国人是怎么来的作者:罗山来源:《人生与伴侣·极品》2017年第05期随着“萨德”事件的发酵,“高丽棒子”一词再次在网络、民间频现,虽然媒体上不乏冷静的呼声,但收效并不明显,毕竟这个称呼由来已久。中国人对朝鲜人称为“高丽棒子”,有多重说法。有说法认为,“棒子”是指朝鲜人种的玉米,但其实朝鲜南部多种水稻,北部多种小麦,玉米传入朝鲜半岛较晚,故种植并不广泛。还有说法认为,伪满洲国时期朝鲜籍伪警察使用大警棍敲打中国人,被中国人称之为“棒子”,但这个词实际上在清代就很普遍了。据康熙朝的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王一元听说,朝鲜妇女如因“淫行”受罚,所生之子就被称之为“棒子”,遭到一般百姓鄙视。这些“棒子”蓬头垢面,头上不准戴网巾。出门不准骑马,只能徒步。住宿时也不准睡火炕,只能在地上卷着稻草入眠。这些“棒子”是朝鲜国内最低贱的底层劳民。朝鲜使团中的确有不少奔走驱驰的仆隶,被称之为“棒子”。这一点在乾隆朝的《皇清职贡图》中也有体现,直接写道“朝鲜国民人俗呼为高丽棒子”。据韩国学者黄普基的研究,这些仆役在朝鲜被称之为“帮子”,在中国人口耳相传之后就变成了“棒子”。这才是所谓“高丽棒子”一词的真正源头。韩国学者黄普基认为,“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基本由三个阶层构成,即两班士大夫、中人、仆役”,这基本上是朝鲜国内严格的身份等级的映射。如果把使团比作一个家族式的民营企业,两班士大夫就是公司董事会中的富二代继承者们,中人则是技术骨干,所谓的“帮子”就是没有编制的劳务派遣工。两班是朝鲜的贵族,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世族阶级。朝鲜等级制度森严,受教育是两班士大夫的特权,故几乎不存在社会流动,这些朝鲜“帮子”的生活是很悲惨的。诚如王一元所说,“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这些仆役即使要从朝鲜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也决不能骑马,只有步行,就算有马也不能骑上去,只能牵着走。不过,这应了那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原来,这些出自底层、时代为奴的朝鲜仆役来到中国之后,做了不少违法勾当,搞得一路鸡飞狗跳,当地老百姓恨得牙根直痒。首先,他们会在中国私自购买清朝明令禁止携带出国的违禁品,走私回国销售,牟取暴利,这属于严重的走私行为,形成了半官方的黑社会性质走私团伙。此外,他们还经常盗窃使团内的贡品,搞得清朝收到的本就不多的贡品经常出现缺斤短两的问题,这也就是朝贡体系下讲究厚往薄来,清朝不计较,换到今天,哪个外交使团的随行人员胆敢盗窃国礼?简直闻所未闻,更何况这群朝鲜帮子还是惯犯。此外,欺骗使团的经费更是半公开行为,经常是使团走到一半就把经费花光了。这些两班贵族老爷们,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朝鲜国内,恐怕也不知道打尖住店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要花多少钱,毕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管钱的粗活人家不屑于亲自动手,全部交给这群他们看不起的帮子,那这群帮子还不趁机讹他们个底掉?最惨的时候,弹尽粮绝的朝鲜官员不得不提前打开清朝赏赐的银钱来充当回国的盘缠钱,真不知道他们回国怎么跟国王交代,也不知道朝鲜国王是怎么个反应。不过,毕竟这些贵族老爷把帮子们欺负得太惨,骗他们的盘缠也算是一种弱者的反抗之举。如果说以上这些还仅仅是朝鲜“帮子”在侵害本国使团的利益,那么以下的行为就显得尤为孟浪放肆了。本来,这些仆役只是被他们的朝鲜主人称之为“帮子”,假如真的与中国老百姓没有冤仇纠纷,那么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恨他们呢?从朝鲜半岛到北京,需要跨过鸭绿江,穿越辽东,一路上这些使团中的“帮子”四处偷鸡摸狗。连本国官员眼皮底下的贡品都照偷不误,又岂会对沿线中国百姓心慈手软?这些朝鲜“帮子”偷东西也不管贵贱,据朝鲜官员记载,找上门来的中国百姓中,有丢麦芽糖的,有丢帽子的,有丢鸡的,简直是鬼子进村了。最常见的就是拖欠旅店房钱,因为打尖住店、与掌柜沟通也都是“帮子”的职责,两班贵族是不会亲自过问的,有一次整个使团因为拖欠房钱被店主全部反锁在了旅店内。想想看,这要是发生在今天,要是哪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因为拖欠酒店房钱而被扣留,那肯定是国际头条的外交事故啊。还有一次,朝鲜使团刚在一户辽东农家停留,这户的女主人就冲了出来。这位彪悍的东北老大姐直接呵斥使团内的“帮子”,不让他们在鸡窝边上拴马,直接让他们滚!大姐骂了一阵还不解气,又指着朝鲜官员一个劲抱怨,说她倒霉,家离着朝鲜使团驻地太近,他们整天就知道偷鸡摸狗的,害她都丢了不知道多少只鸡了。在中国人眼中,朝鲜使团一来就丢东西,甚至连小孩嘴里的麦芽糖都能下手去抢,这也太丧心病狂了。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对朝鲜使团心生怨念呢?使团中彬彬有礼的两班士大夫实在很少,几乎不与中国百姓接触,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汉语,只能与中国读书人用汉字“笔谈”,这种交流方法对不识字的老百姓是无效的。因此,在据韩国学者黄普基看来,“沿途中国人与朝鲜使团打交道,主要接触的是使团中的仆役阶层,而这些仆役们的不佳表现无疑令中国人非常厌恶,不光当时的中国百姓厌恶,就算今天读一读当年人留下的记录,都不免对这些朝鲜使团中的害群之马心生厌恶。长此以往,中国人对‘帮子’的印象便逐渐转变为对整个朝鲜使团的印象,甚至全部朝鲜人的印象。”(苏慕编辑)